莱特曼博士于200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智慧与科学的对话：新的全球意识”论坛上的演讲
亲爱的朋友们：
这场不断升级的全球危机呼唤着解决之道。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都在研究和探索着这场危机，然而，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我们了解了它的根源，更不用说采取解决它的行动方案了。
然而，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了，有关危机的性质以及消除它的手段的各种理论和建议层出不穷。在这篇演讲中，我将从我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研究从事的卡巴拉科学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人类所处的现状到底是什么。
在远古时代，人类比现在更接近大自然，并且试图保持和它的亲密关系。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那个还不够发达的利己主义还没有将人类与自然分离，这使得人类还能感觉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第二，对大自然的不了解，使得人们对它产生了恐惧和敬畏，并迫使人们认为大自然高于人类自身。
正是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人类不仅渴望积累对周围世界的现象的知识，而且想要知道那些控制着这个世界的力量。人们在那时无法像今天这样隐藏那些元素，在人为创造的世界中避免那些大自然的力量的影响。他们的感觉器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现代的技术扭曲或堕落退化，还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周围的世界。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并且同时渴望同自然亲近，促使人类去探索发现自然想要他们做什么、创造是否有一个目标、自然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渴望尽可能深刻地了解这一切。
古代的科学家共享对自然的认识。卡巴拉学家也与科学家分享他们的知识。卡巴拉研究那个控制我们这个世界的更高的系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创造的目标并对那些创造的原因层面做细致的研究分析。
当然，我指的并非是那些今天以“卡巴拉”为标签出售、借助它的受欢迎程度大发横财的所谓的“卡巴拉”。真正的卡巴拉是宇宙中一种最严肃和严谨的科学，它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并且给很多其他科学提供基础知识。卡巴拉学家与古代哲学家的联系导致了古代哲学的产生，而后者成为了科学的前身。为了向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表示敬意，我特意选择了一些德国科学家和学者们关于这一主题的阐述。
约翰·罗榭林在他的《卡巴拉的艺术》《De Arte Cabbalistica》一书中写道:“我的老师，哲学之父，毕达哥拉斯，从卡巴拉学家那里得到他的教义，他是第一个将单词卡巴拉Kabbalah翻译成希腊单词哲学 Philosophy的人……卡巴拉不是想叫我们生活在尘世当中，而是要将我们的心灵提升到知识的高度。”
许多世纪以来，卡巴拉一直是一个被隐藏着的教义，一个秘密的智慧，这引发了许多对卡巴拉的传说和歪理邪说的产生，这些都阻碍了当代人们试图找出那些真正的来源的努力。
伟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Hauptschriften zur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一书中特别写道：“因为人们在当时还没有打开那个秘密的正确的钥匙，对知识的渴求最终降低为各种琐事和封建迷信并从而产生了一种‘庸俗的卡巴拉’，它同真正的卡巴拉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并同时以魔法等虚假名称产生了各种想象出来的东西，而这些正是充斥着那些所谓的‘卡巴拉’书籍里的东西。”
哲学吸收了一部分卡巴拉的思想，但却开始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起来。从哲学衍生出了在我们五种感官能感知的现象框架内研究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那些现代科学。
同时，这个古老的教义，卡巴拉，仍然处于研究人员的兴趣范围之外。而将那些任何科学不能解释、不能理解掌握的，无论什么，都归属于宗教、礼仪和习俗的范畴。这导致那个古老的教义被逐渐遗忘。
科学和宗教是人类探索这个世界，了解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可能性以及定义其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的两个并行的路径。然而，这两条路径都将人类领入了歧途，都从达成(最高的理解)那个更高的控制的力量之处偏离了，都从取得与那个更高力量的等同性的路径上偏离了。人类探究自然不是为了学习自然要他做什么，他在自然中的角色，并且由此改变他自己，而是为了自身的利己主义的利益想要改变和征服自然，就这样走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上。
从科学到个人所处的困境，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出现的危机，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向自己提出这一永恒的问题：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越来越确切地知道，我们对以下问题还什么都不知道：自然是什么？我们存在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掌控一切的力量以及我们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所有的麻烦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那个伟大的智慧的存在，自然中存在着一个更高的计划。由于科学不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寻找一种使我们能够研究自然的方法，这将我们导引到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中去寻找真理。这个外在的危机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内在的危机当中，并且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变得越来越困惑不解。
对这些教义的势不可挡的兴趣，想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方法，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解释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兴趣在过去的30年中一浪高过一浪，但现在，它们都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接着一个萎缩凋亡。出于人类的无知和各种误解，人类还不得不尝试、扬弃，并且最终忘记那几个剩余的信仰体系。
今天的危机状态正是人类试图通过神秘主义重新发现这个真正的古老智慧的时刻。在最近这些年才被启示出来的卡巴拉科学，必须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卡巴拉出现在大约5000多年前，如同所有其他古老的教义一样，起源于人类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是人类在当时发现他们自己，在忘记他们之前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地方。现在他们又被重新发现。那个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现在又变成了现代文明冲突的中心并不是一种巧合。
人类的利己主义的演变决定、定义并真正设计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这个不断发展进化的利己主义促使人类研究围绕自身的环境，以便满足实现那些不断加强的利己主义的欲望。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静止层面、植物层面、动物层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简短的存在过程中，人类的每一代以及每一个个体都在不停地进化发展着。
人类的利己主义通过五个级别的强化进化演变。在古代，人类的利己主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自己置于与自然相对立的位置。人类能感觉到自然和围绕着他的一切，而且，互惠互利的感觉是他与自然的沟通交流的方式。在许多方面这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在远程感应中一样，处在一定的精神层面上。这种沟通的模式至今仍然可以在一些原始的土著人中间找到。
第一个层面上的利己主义的增长在人类之中引发了一场革命。它产生了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改变自然的愿望，而不是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与自然越来越接近。这种愿望在《圣经》中被隐喻地描述为兴建一座通天塔的愿望——也就是想要驾驭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
这个不断增强的利己主义将人类从自然中剥离出来。人类不但没有去纠正那个增强了的与自然的对立性，竟然想象他们能够利己主义地达到创造者的高度，不是通过改正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是想通过主宰一切。
因此，人类将他的“自我”放在了与环境相对立、与社会和自然相对立的位置。不是将其他人感知为亲人和亲近的人，并将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家园，人类不再能够理解自然和其他一切。仇恨取代了关爱，人们彼此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并且那个古老世界的单一民族被分裂成了两个团体，其中一个飘向东方而另一个流向了西方。随后的结果是，每一个团体又进一步分裂成许多的国家和民族，今天，我们正在目睹那个曾经分裂的统一的人类重新连接在一起再一次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过程的开始。
这在《圣经·创世记》中被寓言式地描述为以下方式(《创世记》， 11: 1-8)：
“那时，全地的人只有一种语言，都说着同样的话语。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约瑟夫·弗拉维斯写道：尼姆罗德敦促人们违抗创造者。他建议他们建造一座超越洪水可能上升达到的高度的塔。如果创造者要再次引发洪水的话，并且因此，为他们死去的祖先们向创造者复仇。他们开始充满热情，不遗余力地兴建一座塔。看到人们还没有从洪水中吸取教训，还不纠正自己，创造者就打乱他们的语言使得他们说很多种不同的语言。使得他们不再能够相互理解对方并从此分散开来。那座塔建成的地方现在被称为巴比伦，因为那是一个语言开始变得混杂的地方，而不是像从前是单一语言。
在20世纪初，一个叫做罗伯特·科德韦的德国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发现了那座塔的废墟，它的尺寸为90x90x90米的大小。此外，希罗多塔斯(约公元前484~前425)也曾经描述过一个同样大小的7层金字塔。
历史资料列举了在巴比伦的中心，有一座叫做埃斯基拉Esagila的庙城，而且巴别塔就在最高的玛杜卡神殿的附近，它被称为埃特门那卡Etemenanki，意思是天地的基石。
在那些日子里，埃斯基拉是这个世界上和一神论宗教斗争的宗教中心。占星术、黄道十二宫和星盘占卜，数字神秘主义、招魂术、魔术、巫术、法术、恶眼、邪灵通话，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埃斯基拉发展起来。这些信仰至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正目睹它们最后的爆发。
从那之后，并且在过去的五千年间，人类一直在与自然对抗，也就是和那个绝对的利他主义的属性相违背。我们不是在将我们不断增长的利己主义纠正为利他主义，不是变得与自然相似，人类为保护自己已建造起一个人工的防护板以抵挡自然。为了向那个保护提供帮助，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人类一直在发展着科学和技术，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在建造的现代的巴别塔。因此，我们不但没有去改正我们自己，反而，我们希望控制自然。
从那之后，人类中的利己主义不断得到发展增长，今天，它已达到人类利己主义的最高峰，人类想通过科学或技术发展来满足自己的利己主义的幻想已经开始破灭。今天我们正在开始意识到自巴别塔的危机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徒劳。
特别是今天，当我们承认这场危机以及我们的发展遇到死胡同的时候，可以说利己主义与创造者(指自然的利他主义品质）的对抗，才是巴别塔的毁灭真正发生的原因。在以前，巴别塔是被那个更高的力量破坏的，但是今天，它是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被毁灭的，就像是被我们自己毁灭的一样。人类已准备好承认它选择的这条利己主义发展路径，不是一条通过将利己主义改正为利他主义的道路，而是一条想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补偿利己主义和自然的对立性的道路，而这已走进了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这个始于巴比伦、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分裂成两个团体的过程，在今天已经达到了它的发展的最高峰。在过去的五千年中，每个团体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多种族的文明。其中一个团体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而另一个团体则演变为包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东方文明。
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的这场威胁到全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巨大的文明冲突并不是一种巧合。这是这场全球危机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这场冲突反映的是自巴别塔的毁灭开始以来的那个过程的最高点。在巴比伦，一个单一的民族的分裂是因为其利己主义将它的成员分隔开的结果，现在，是时候将那些曾经是一个单一国家和民族的人类重新团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单一民族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正处在巴别塔的时代曾经发生的那个分离点的时刻，只是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这种状况。
根据卡巴拉智慧，这场冲突、这场全球危机以及神秘主义和迷信的重新浮现，标志着全人类重新连接成一个新的而且统一的文明的开始，而这类似于巴别塔之前的状态。而这就是全球化的含义之所在。
在古巴比伦的那个困惑的时期，卡巴拉是作为一个了解人的利己主义的分阶段不断增长的原因的知识而被发现的。卡巴拉指出所有的存在的本性是为了自我满足的利己主义的愿望(欲望)。
但是，这个利己主义的欲望却不能以其自然的形式被满足，因为对一个愿望的实现最终消灭了它自己，这样一来，也将不再感到那个快乐。同样地，食品可减少饥饿的感觉，但随着饥饿感的减少，从吃中得到的那个快乐本身也逐渐消失。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快乐享受的话，我们将无法存在，因此，我们被迫使着不断去发展新的欲望，以使我们可以满足它们。否则，我们将不会感到快乐。这种永无止境的对快乐的追求构成了我们整个的人生，虽然那个快乐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那个幻想的破灭和随之产生的空虚将导致抑郁和毒品滥用等的产生。
如果满足同时消灭了欲望和满足感，那么，是否有可能体验到持续的满足呢？
古代的智慧寓言式讲述了全人类是作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被创造的。也就是说，最初，所有人都是作为一个人（亚当）连接在一起的。而这正是大自然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全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存在。
这个集体的人的原型就被称为“亚当”，它是从单词Dome(类似)而来。在古巴比伦的亚拉姆语中，它的意思是“类似于创造者”。最初，我们整个人类被创造成就像一个人其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样，虽然我们的身体由各种器官和细胞个体所组成。但是，随着我们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增长，我们逐渐丧失了那种统一的感觉，并变得越来越互相疏远。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相互仇恨的阶段。
根据卡巴拉智慧，自然的计划是为了让我们的个人利己主义不断增长，直到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利己主义的邪恶的真面目。今天，全球化一方面已清晰地表明，我们全部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正是我们极端膨胀的利己主义使得我们彼此疏远。
我们必须首先被创造为一个单一的创造物，然后被分裂成利己主义的、互相疏远的以及相互分离的个体的原因是，这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和创造者的完全对立性，并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属性是绝对的利己主义的唯一路径。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将会承认利己主义的微不足道、有限的性能并对它感到绝望，并且开始仇恨使得我们相互分离并与自然割裂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本性，并由此发展出一个想要去团结统一的愿望，想要去将我们的本性转变成与它相反的利他主义的品质。因此，我们这样就会独立地找到一条将我们自己转变为利他主义者的道路，并且重新将全人类连接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整体。
正如那些本身是利己主义的细胞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机体，并为了整个机体的生存，它们消灭了个体的利己主义，从而，感受到了整个机体的生命一样，我们也必须在我们之间实现这样的一种连接。然后，根据我们在这种团结上的成功，我们将会感觉到那个永恒的存在，而不是感觉我们目前的这种有限的肉体的存在。
“爱邻如己”这一古老的原则呼吁我们这样去做。这一原则在巴别塔建造之前一直起着作用，在巴别塔毁灭之后，人类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那之后这条古老的原则被融进了那些从古老的巴比伦智慧中衍生出来的所有的宗教中并成为了那些宗教的基本原理。通过遵从这个法则，每个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和空虚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可以感觉到那个和创造者相似的整个有机体的生命——亚当。换言之，在那个状态中，我们会感觉到永恒、自然的完美的存在。
特别是现在，利他主义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这是因为现在已经清晰的是我们全部都是完全相互依存的。这一明确的事实引出了一个有关利他主义的新的定义：真正的利他主义是指任何一种这样的意图或行为，它们不是出于一个想要提供某种帮助的愿望，而是出于想要将整个人类连接为一个单一机体的必要性的意图或行动。根据卡巴拉的智慧，那些目的不是将全人类团结成一个单一的机体的所有的利他主义行动都将最终被证明是无目的，无意义的行动。此外，在将来，我们将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或在人类社会中实施任何改正，我们所需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机体团结起来，而这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将一个人对待同伴的态度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转变会将一个人提升到可以感知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世界的状态。我们使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感知这个世界，并且接受那些显示给我们的感官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生命在存在着的感觉。目前的这个利己主义的感知使我们只能感觉我们从环境中得到的我们自己的印象。改正我们的本性，使我们感觉到的将不再是那些发生在我们内部的，而是发生在我们外部的，也就是那个完整的自然。
因此，通过感知那些外在于我们自己的，而不是那些内在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切换到开始感知周围的全部世界，而不只是它的一个个破碎的片段。最终，我们发现围绕着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是自然(创造者)的一个单一的利他主义的力量。
当我们和它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会感到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方式——永恒和完美。我们和那个感觉产生共鸣，它支配着我们，在那个状态下，甚至当我们的身体死亡时，我们会感到我们自己仍然继续存在于那个永恒的自然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身体的生和死已经不会影响我们的存在的感觉，因为那个内在的利己主义的感知已被一种新的外在的、利他主义的感知所替代。
写在大约两千多年前的《光辉之书》《The Book of Zohar》中描写道，人类在20世纪末，将达到其利己主义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其最大的空虚点。这本书还写道，到那时，人类将需要这个生存的方法，这个满足的方法。然后，《光辉之书》写道，向全世界披露卡巴拉的那个时间将会到来，并作为人类实现与自然相似性的方法。
改正一个人和全人类，达成与那个利他主义的自然的相似，不会一次发生并且不会在每个人中间都同时发生。更确切地说，改正的可能性取决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对全球危机的认同。
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或她的利己主义的本性是造成所有危机和灾难的万恶之源时，真正的改正才会开始。
随后，一个人将探求改变这个利己主义本性的手段。这种探求最终会产生这样的结论：只有社会的影响可以帮助一个人完成这一使命。这意味着只有当社会改变其价值体系并弘扬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时，才能推动人的本性的改正。对于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我指的不是互相帮助，而是指将全人类连接成一个品质上(爱和给予)类似创造者的统一的机体，并将它作为这个世界唯一的价值观。
社会必须将人类的意识水平提高到了解我们的集体的共同责任那个层面上来。这是因为创造者将我们全人类共同作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创造物看待——也就是亚当。人类已经尝试了用各种利己主义的方式去实现他的各种目标，而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发展道路在现在都遭遇了死胡同，并引发了全面的危机，虽然很多人还感觉不到危机的来临。但是，今天，人类已发现它必须集体地、采用利他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利己主义的逐渐暴露会迫使我们实施我们人类在古巴比伦没有成功实施的那个古老的卡巴拉的方法。
出现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的苦难的根源是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的所有其他部分都本能地并且明确地遵循自然的律法。只有人的行为将他自己置于和那些存在于静止层面、植物层面和动物层面的利他主义力量相对立的位置上。
因为人类就是自然的创造的最高点，自然的所有其他部分(静止、植物和动物层面)都取决于他。通过人类的改正，自然的所有其他部分，整个宇宙都将提高到其初始的完美的状态，与创造者处于完全团结统一的状态。
根据创造者的计划，整个宇宙必须达到这种状态，并且留给我们改正的时间是有限的。《光辉之书》表明这个改正工作必须从21世纪初开始实施。从这一时间开始，人类将被不断加剧的痛苦催促着去改正。
对创造目的的认知和改正的方法的知识将使我们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通过完成我们被赋予的使命去接近创造的目标，会使我们赶在痛苦从后面追赶上我们之前更快地接近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不再是痛苦，甚至当我们还在改正的路径上，我们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向社会解释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它的方法所做的那些努力。我们必须解释，这场危机是我们达到那个最美丽的、永恒的、完美的状态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对这一目的的解释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使得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认知到这个过程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目的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是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一个为变化的机遇的窗口正在向我们打开。我们有能力而且确实有责任去解释这场危机实际上是实现和创造一个新的改正(从而正确的)的文明状态的最佳时机。
